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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的317億經費到底是誰給的？

2021-04-13 11:30:10 作者：陳志文來源：科學網分享至：

財政撥款僅占清華收入的20%，著名高校經費差異懸殊，并非國家主管部門或財政部門撥款差異造成的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各高校“籌資”能力的差距。

教育部最近公布了直屬高校年度預算，清華再次蟬聯第一，達到了317.28億，也是全國高校中唯一一個超過300億的高校。位居第二第三的浙大與北大也超過了200億，分別達到了228.16億和221.34億。中山大學則以198.55億逼近200億俱樂部。

另外，還有9所高校也超過了100億，分別是上海交大，復旦大學、山東大學、華中科大、西安交大、東南大學、同濟大學、武漢大學和四川大學。

與2020年相比，大部分高校的總經費出現增長，少數出現減少。清華大學相比去年增加6.57億，但遠遠低于北大增長的30.26億以及浙大的11.96億。北京郵電大學更是增長34%。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，各高校經費還能保持增長是很不容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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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從數字看，收支差距懸殊是較為明顯的。高校高額的經費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，不平衡、差距懸殊更引起社會各界的質疑與批評，尤其是由此引出對教育公平的質疑與批評。但這些批評與質疑，存在很多的誤解、誤讀。

其實高校之間的預算經費差異，并非主管部門或者財政部門撥款不同造成的，如果進一步分析高校預算經費的構成，可以看出，高校的預算結構還是存在較大差異。

我們就以第一名清華大學為例，對其2021年的收入構成做一個簡單的結構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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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清華大學公布的預算，其當年取得的收入是228.81億，來源主要是四項收入，再加上上年結轉的經費88.47億（跨年度預算），共計317.28億。上年結轉是一個常規跨年經費安排，高校普遍存在，為了更清晰地分析收入構成，我們剔除上年結轉，僅分析228億怎么來的。

四項收入分別是一般公共預算撥款；政府性基金預算撥款；事業收入；其他收入。這四個收入項目與其他高校一致。其中第二項，政府性基金預算撥款都比較少，可以忽略，我們主要分析其余三項。

其中第一項，就是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收入，2021年是43.6億，這筆錢實際就是我們理解的財政的直接撥款，這筆經費占清華當年預算收入228億的近20%。

第三項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，為126.5億，遠遠超過了第一項。在預算中寫的項目是事業收入。這筆收入占到了清華本年預算收入228億的55%。

那么，這一項到底是什么收入？

事業收入，對于一般人比較生僻模糊，我盡量用大家熟悉，但可能不完全準確的話語體系再拆解一下。這筆錢實際主要包含兩個方面，一個是學費及培訓收入，一個是科研收入。

在學費收入上，大家不要誤解，對于普通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，這筆學費是很低的，占比并不高，占比較高的是各種非學歷教育的社會培訓。

20年前清華第一個取消了繼續教育中的學歷教育，主要是面向社會的各種非學歷培訓，沒有學歷的加持，就更需要實際水平與能力了，實際也是學校社會服務能力的體現。在這方面，業內公認清華大學應該是全國高校做得最好的，這筆錢沒有細目，收入估算約在十幾億。

另外一筆重要來源就是科研。科研收入上有國家相關部門的，比如科技部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各部門的，也有企業委托的，比如華為、騰訊、搜狗等出資與清華相關院系共建實驗室或者相關的項目。

事業收入，是清華收入的核心，也是其他著名高校收入的核心。而這部分收入則全部來自高校，是高校自己掙出來的，不是誰撥付的。各著名大學經費的差異，在這個方面體現出來了。

第四項，也是最后一項收入，清華的預算中寫的是“其他收入”，2021年為57.8億，也超過了財政撥款。這筆收入一般主要包括校友和社會捐贈收入、科研成果轉化收入、相關附屬企業上交的收入等。

對比其他著名高校，清華在這筆營收上的吸金能力是非常強的，遠遠超過了其他高校。

也就是說，在清華2021年所有的經費中，國家財政直接撥款43.6億，占比近20%，其他兩項主要收入都是靠清華自己“掙”來的，占到了80%。事實上，第一項財政直接撥款上，清華近年還出現了略微下降，而不是增長。

其他著名高校也類似，國家財政直接撥款占比并不高，主要還是學校自籌的經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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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經費差異，甚至懸殊是客觀的，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

高校的貧富差距，是學校自主籌措資金能力的差距，也是所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。

在著名大學中，除了清華北大國家直接撥款的“皇糧”在40多億這個級別外，其他著名高校基本都在20-30億，比較平均，并沒有我們想象的差距那么大。

以2019年為例，總收入在前十名的高校中，國家的這筆撥款最高的為北大，58.3億，最低的是中山大學的27.7億。即便是純文科的中國人民大學，當年也有22.2億。

顯然，收入多少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各個學校的“經營”能力，也就是自己掙錢的能力，并非“皇糧”，即直接的財政撥款。

學校的“經營”能力直接決定和影響了各高校經費的多少，至于這個“經營”能力是如何形成和提高的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，也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，但離不開客觀條件與主觀能力兩個方面。

這里簡單說幾個客觀特點，或者說客觀優劣勢。

比如學科的影響是很大的。理工科學校一般比文科學校強，工科有優勢的學校則比理科的高校強。比如中國人民大學雖然非常優秀，但其經費根本無法和一流高校相比，排名基本在15名之后。再比如在同一個城市，同一個層次的學校，一般都是工科強的學校領先。在北京，清華的收入就遠遠高于北大，同樣，上海交大也高于復旦，東南大學高于南京大學，華科則高于武大。

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，也就是說，當地政府對高校的支持也是一大塊。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中山大學，雖然中央財政直接撥款并不算多，但其總體財政收入也逼近200億，高居第四位，超過了上海的復旦與交大。這與近年廣東根據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，大規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有關，即便是中央高校，廣東地方也給與了巨額資金支持。與之相反，東北高校則排名都比較靠后，地方財力有限便是一個因素。

多方籌措經費的“經營”能力是高校發展的重要基礎，也是一流大學基本能力與水平的體現，是應該褒獎的，不應該被妖魔化，污名化。

高校的發展建設，離不開充足的資金支持，無論是在哪個國家，哪種教育制度與理念下，都是一樣的。

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，一定要有強大的資金投入支撐。但是，多數著名高校的資金不是依靠政府的撥款，而是自我的籌資能力。因此，一所高校在經費上的“籌資”能力是至關重要的，這也是著名高校突出的特點，我們需要對高校這方面的能力有一個正確而全面的認識。

1996年，時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的田長霖到訪內地，田校長也是第一個出任世界著名大學校長的華人。

在回答記者“從教授學者到校長的角色轉換上有什么變化”時，田校長思考良久，回答說：money！田校長坦誠地表示，過去他只管治學、科研，現在作為校長擺在第一位的就是錢。他仔細算了一筆賬，平均下來每一天他需要給學校爭取100萬美元的捐贈或者撥款，這也成為他的第一任務。

在這方面，哈佛大學是典型的高手，是很多學校學習的榜樣。

2017-2018財年，哈佛大學收入共計52億美元，同比上升4個百分點，盈余1.9億美元，捐贈基金規模接近400億美元，上年投資收益率10%。據說哈佛大學有著上千人龐大的經營團隊，有著非常復雜和成熟的操作，和我們不同，社會捐贈與基金的經營是其核心收入。正是在其龐大的籌資能力的支撐下，也才確保了哈佛的穩定發展。

在英國，名義上的校長往往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者，核心是負責出席一些重大儀式性活動。當年復旦大學校長楊福家曾出任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校長，就是扮演這個角色。而學校真正負責人是CEO，是執行校長，也可以稱為總經理，原因也在于此，是需要全面負責學校治理與經費籌措的，需要一個多面手。

在國撥經費僅有43.6億元，占學校總收入20%的情況下，清華大學為代表的一批著名高校多種渠道籌措發展經費，并沒有完全依賴政府撥款辦學，實際上是中國高校發展水平與能力的體現，我們應該給與積極的肯定，而不是在誤解的基礎上，污名化、妖魔化，甚至簡單的仇富。

本應該被褒獎的能力，在這種誤解下，很容易營造一個負面的輿論環境與壓力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、影響高校在籌措經費上的積極性與主動性。

當然，這其中很多批評的出發點也是一種鞭策、期望，這是我們高校應該理解和敬畏的。

近年以清華北大為代表的一批中國高校，已經開始邁入世界一流高校的行列，但和世界最著名大學相比，差距還是比較大的，這其中就包括了經費的差距。

但是我相信，伴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，伴隨高校質量與治理水平的提高，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小，不僅僅是經費的差距，也有質量的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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