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幾十年來，中國的科研投入和產出雙雙飆升，震動世界。中國科技論文的數量在2016年就超過美國，占世界總量的1/5?，F在，無論論文數量還是理工科畢業生的數量都高居世界首位。

然而，科學的目標不是論文而是創新，數量上的發展有待轉化為質量。因此，當前基礎研究面臨的任務就是：轉型。

為什么要轉型？原因出在根子上：現代科學是在歐洲、而不是在中國產生的。

晚清戰敗后搞洋務運動，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，只要技術不要科學，只要樹上的果子、不要樹下的土壤，這樣移植來的科學樹必然水土不服，發展的路程不可能順利。

基礎科學引進中國，先靠傳教士、后靠留學生，很難有系統性，卻容易產生“全盤西化”的偏向。

“五四運動”一百多年來，既有復古守舊的聲音，也有廢除中醫和漢字的過激主張。

現在這類極端論調已經不常聽到，但是長期以來科學發展以“追趕”為目標，并沒有明確自己的道路。

和經濟一樣，當代的科學已經全球化，但是類型不一。

重大成果出在發達國家，出新的思路、新的結論，相當于經濟貿易中出高端產品。

發展中國家也出成果，通常是材料性或者呼應性的成果，相當于貿易中的原料、低端產品。

這在論文數量上是反映不出來的，無論是新數據還是新理論，都可以發表文章。

經濟上我們已經在轉型：改革開放早期靠出口打火機、領帶夾，現在能夠出口高技術。

科學上需要轉型：從發展中國家出口數據的模式，轉向也能進行深加工的新模式。

換句話說，要改變從外國文獻里找題目、從外國買來儀器進行分析再寫出論文送到外國發表這種“兩頭在外”的模式。

說穿了，這就是“外包工”的模式，外包不要求創新。

現代科學在歐洲產生，往往帶有歐洲的“胎記”，這在地球科學和宏觀生物學中更加明顯。

一些基于歐洲或者西歐北美的規律，被賦予全球性，說成是具有到處適用的普適性。

近十年來，我們在南海深部的研究中，恰好證明北大西洋有些模式在西太平洋并非普遍適用，“南海不是小大西洋”，不能照搬。

當然，科學真理只有一條，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條，因此基礎研究就會產生學派。

以中國所在地區的特色為根據，以中國的文化作為土壤，我們的科學家可以發揮自己的研究特色，形成中國學派參與國際學術競爭。

基礎研究的轉型，也要反映在科學家和大眾的關系上。

有兩種選擇：科學家可以鉆在象牙塔里自娛自樂，也可以在潛心鉆研的同時接上“地氣”，和群眾密切聯系。

我們主張后者，因為科學成果不僅可以轉化為生產力，也可以轉化為先進文化。

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隊伍，關愛科學的群眾也是全球最多：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，會從領導干部到少年學生，如此重視科技研究和理工科教育。

這就是形成華夏新文化的標志：華夏振興必須包括軟實力的更新。

中國在國際上不能總是孔夫子、太極拳，必須在傳統文化里注入現代科學的活力，改造華夏文化，而這里就有科學家的責任。

科學的內容有時候偏深，行外人不容易懂。

但是科學家不應該“自閉”，需要鼓勵科學家以普通的語言和群眾及青少年交流，這就是“科普”。

應該提倡第一線的科學家、權威科學家從事科普，既是向納稅人匯報自己的工作，也是為現代科學注入傳統文化作出努力。

這里還包括使用的語言。

不少國家的科學家只用英語進行交流和教學，放棄了本國語言，與外界隔了一垛語言墻。

但是創新需要文化土壤，這土壤首先是母語文化。因此我們主張雙軌制，采用英、漢兩種語言進行科學交流。

英語是當今科學交流的世界通用語，掌握英語是進行基礎研究的必備條件。

但是歷史上通用語是變的：牛頓發表三大定律用的是拉丁文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用的是德文，英文到了20世紀晚期才成為世界通用語。

有3000年傳統的漢語不該斷送，應當隨著科學發展而再生。

展望2100年，世紀之交的未來人很可能會說：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的頭等大事，而“不鉆象牙塔，不當外包工”的中國科學家，為此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！